近日，DeepSeek（深度求索）在开源平台发布升级版V3模型。从网友初步反馈的实测效果看，V3在网站开发能力、UI设计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进步，数学能力也有提升。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不只是技术革新，更关涉未来秩序。全球范围此起彼伏的讨论，既有惊叹和警觉，也有期待与思索。从“黑金”到“智能金”　　石油曾是过去一个世纪各国财富与国力的主要源泉，被视为“黑色金属”与“工业血液”；今天，以通用人工智能（AGI）为代表的先进人工智能被视为新型战略资源。　　石油与AGI的属性不同。石油是有限的物质资源，由地理分布决定；AGI是一种技术和智能资源，主要依托算力、数据和算法。换言之，石油的地缘政治由自然禀赋塑造，而AGI的地缘政治更取决于人力和政策布局。　　历史上，战略资源的发现显著驱动了生产力重构，从而带来经济增长与需求重构。石油驱动了20世纪的工业化和汽车、化工等产业繁荣，塑造了现代消费社会。同样，AGI有望丰富新质生产力定义：　　一方面，生产资料正在被重构。　　AG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其应用遍及经济各领域。所有产业都可以围绕这一新的生产资料进行快速重构。其中，硅基的基础设施尤为需要快速建设，包括芯片产业链、算力中心、数据中心、智能云服务等。　　AGI相较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电与蒸汽机的发明，其发展速度更快、扩散更广。大语言模型在数月内即可向全球用户提供前沿服务。据预测，AI技术到2030年就能为全球经济额外贡献15.7万亿美元产出，相当于石油工业在鼎盛时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同的是，石油主要通过能源供给促进工业产出，AGI则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自动化知识工作来推动增长。　　另一方面，劳动者正在被重构。　　在未来的劳动者场景中，会出现更多的AI智能体、更少的人。随着AGI逐步成熟，智能体劳动将替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基础劳动，使经济产出不再受限于劳动力供给。这种“数字劳动力”资源的爆炸式扩张，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竞争力的倍增器。与此同时，很多全新的需求也将围绕智能体产生。如AI将以什么样的交互方式和形态进入我们的生活，机器人、自动驾驶还是脑机接口？AI将如何在境内外流动？智能定价权之争　　2025年3月1日，“DeepSeek开源周”的最后一天，在开源了FlashMLA、DeepEP、DeepGEMM、DualPipe和EPLB等核心技术之后，DeepSeek公开了最为重要的一个数字，即单位智能的价格及其成本。　　其中，DeepSeek R1的定价为0.55美元/百万token输入、2.19美元/百万输出token，GPU成本为15%，毛利率达85%。　　同一天，OpenAI发布了预热已久的ChatGPT4.5，定价为75美元/百万token输入、150美元/百万token输出。　　这一战，DeepSeek以约100倍的性价比赢了之前的全球领跑者OpenAI。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企业获得了对AGI这样一种战略性生产资料的定价权。　　“得AI者，得天下。”一般认为，得到所谓硅基世界的控制权需要构筑三个权力：智能的开采权、定价权和结算权。所谓硅基世界的权力三角形　　定价权之争在于谁能生产智能，谁能稳定地供给智能，谁能以合理的价格供给提炼出更优质的智能。DeepSeek通过技术革新，已争得了智能的定价权。　　开采智能需要算力、数据和算法（包括顶尖人才）三个核心要素。开采权之争在于谁能够长久地、持续地保持开采智能所需要的三个核心要素供给。中国在数据、算法两项上的追赶速度很快，接近自给自足。但是，在算力这一关键要素上仍然受制于人。　　智能的结算权，争夺的是国际市场上通用的智能计价货币是什么。AI井喷式爆发带来全球硅基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以及大规模社会需求重构，将极大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出口智能将取代出口石油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项，全球硅基贸易将显著增长并超越碳基贸易。　　美国的策略比较清晰：通过控制算力要素（GPU芯片）来控制智能的开采权，智能的开采成本（GPU的每小时价格）由美元计价，开采后精炼（通过数据和算法）的优质智能也自然以美元计价。如此，石油作为主要货币的锚将快被以智能作为主要货币的锚所替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变数，不排除特朗普将某种数字货币直接挂上智能的锚，从而重建一个所谓的全球智能金融体系。　　DeepSeek的横空出世，硬生生从美国科技巨头手中抢来了智能定价权。以ChatGPT为代表的智能炼化，一度被贴上了“只烧钱不获利”的标签。DeepSeek的相关技术创新，让智能可以从更差的芯片、以更分布式的方式提炼，有力推动了全球智能市场的多元化。DeepSeek的成功证明，只要有更好的技术，智能炼化可以成为一个高获利的产业。因新技术而拥有高利润，意味着推动终端智能挂钩人民币计价具备了基础条件。　　目前，在世界智能版图上，主要的竞争态势以遏制与反遏制为主基调。但相关大国理应坐到智能定价和全球供给的谈判桌前，以某种形式的“AI输出国联盟”或协调机制来避免恶性竞争、确保“AI向善”。新旧格局演变　　从ChatGPT看，GPT三个字母不仅代表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也代表地缘政治的张力（Geopolitical Tension）。气候变化和新能源革命使石油的战略价值预期下降，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在本世纪30年代见顶并转而下降。即便AI浪潮带来额外用电需求，也难逆转化石能源需求放缓的大趋势。　　与之相对，AGI的影响力将愈发凸显。AI技术每一次突破都可能催生新产业、颠覆旧模式，如自动驾驶、AI制药，从而重新分配资源和优势。掌握AGI技术的国家将引领新的产业链和新的全球贸易体系，智能生产国和跨国智能公司将主导世界智能体系。由此，人类社会也将从资源约束进入技术驱动的高丰裕时代。　　与之相伴，人类认知以及存在本质也通过DeepSeek等“赫尔墨斯之杖”与机器智能、比特世界连接在一起。未来，当算法以量子叠加态同时计算100种气候模型时，传统科学范式中“观察—假设—验证”的线性认知模式会被解构。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将被倒置——不是人类通过火光投射的阴影理解世界，而是AI直接在理念世界建模，继而将真理投影至感官可及的“洞穴”。如果有一天，当脑机接口将神经脉冲转化为可编辑的代码，渐冻症患者通过机器输出思维的速度有望超越正常语言表达，“自我”就可能只是生物电信号与算法解码协议的某种共在。　　不仅如此，AI技术的发展，会不会使时间被压缩，“一日如一年”，且“生物身体”的永恒和“数字意识”的永恒变得可能；空间被重载，当元宇宙中每个虚拟原子都携带机器模型生成的物理属性，空间不再仅是康德所谓的先天直观形式，而成为可编程的存在维度。如果这样，那么，人的“在场”能够重来吗？阅读原文作者丨邵怡蕾（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人工智能金融学院）来源丨上观新闻编辑丨郁思雨编审丨吴文钰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和理论创新，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现实表明，劳动价值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锐利思想武器。坚持和创新劳动价值论，实质是要遵循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提高新质生产力和持续推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为什么也需要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联系。有些人提出，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何区别？这是他们不了解市场经济的历史演变所造成的困惑。市场经济经历了从本源、变异到复归的演变过程。如果说小生产市场经济是本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变异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本源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归了。现实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容的，可以有机结合。满足消费需要、促进劳动平等、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和内在联系。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不断发展和提高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也要遵循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生产力规律的内在动力和实现途径。生产力是人们创造使用价值和获得物质财富的能力，是一切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和经济基础。生产力规律实质是节约劳动规律，它要求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增加社会产品和减少劳动消耗。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力规律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要通过价值规律即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其中，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它促使企业创新技术和加强管理，改进质量和增加产量，以提高微观生产力；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产品总量的价值量，它促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实现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以提高宏观生产力。因此，在新时代只有充分认识价值规律的本质要求和积极作用，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考察新质生产力不能只盯住自动化　　在新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云计算、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表现，说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是科技创新。生产力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体系，包含了源泉、要素、本身和结果四个层次，都需按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得到全面发展和创新。生产力源泉包含自然力、人力和科技力。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生产力源泉与要素的关系是：自然力物化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力人化为劳动者，科技力则渗透到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者之中。因此，新质生产力显示了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要求生产要素全面更新、效能大幅提高和绿色低碳发展。生产力本身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现实表明，用自动化增加产品不等于提高新质生产力，许多企业增产不增收就是明证。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用机器代替人力，显著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而且要使产品中人的劳动不断减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生产力的结果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剩余产品率。劳动生产率是劳动生产力的具体化，是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比较，其实质是提高经济效益。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提高每种要素效率的基础上，还要提高所有要素的综合效率，使各种要素的合力充分发挥出来。所谓提高剩余产品率，就是要使社会生产在补偿全部人力和物力消耗以后，有更多的剩余产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源泉，用于满足扩大再生产和公共福利的需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价值增值规律要求新质生产力资本形式多样化　　市场经济表明，价值增值是所有资本的本质要求和共性规律，因而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但是还要大力发展公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加快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自觉遵循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这里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不仅要发挥国有经济中流砥柱的主力军作用，还要发挥民营经济协调配合的生力军作用。据最新统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有42万多家，占比超92%，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约65%的发明专利和70%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措施，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以促进民营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明，价值增值是一切资本的共性要求，不论是公有、国有、民营和外资都要遵循劳动价值论和价值增值规律，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阅读原文作者丨陈承明（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退休教授）来源丨上观新闻编辑丨肖启玉编审丨吴文钰

30年的持续发力与连续跨越　　周末周刊：上海向海而生，因港而兴。上海的航运中心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高融昆：上海的历史可以说是从贸易和航运开始的。康熙二十四年，“海氛廊清”，禁海结束。朝廷宣告开设江浙闽粤四关，开海贸易。江海关就设在松江府的漴缺。因港口淤积，两年后搬迁到黄浦江边。江海关的设立，是上海开港贸易的起点。　　1843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上海作为五口之一重新通商贸易。经过短短10年发展，上海口岸贸易就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江海关重开、江海新关创设以及由江海关肇始的海关、水文、灯塔、航道疏浚、邮政、铁路等一系列近代制度建立，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封闭走向开放进取。　　周末周刊：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作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大决策。30年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顶层设计、政策推进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高融昆：“五个中心”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上海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使命。其中，又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最为独特。上海独特的历史积淀、地理禀赋、制度创新、文化自觉等多种特质的综合叠加、持续演进，成就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断创造辉煌。　　30年来，关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定位和建设思路大体是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提升的。一条基本主线是，从1995年作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决策，到2001年提出建设洋山深水港和国际邮轮港、整治长江口航道、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以及建设国际主枢纽港，到2009年国务院提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再到2020年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202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提升上海航运服务业能级 助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全面建成现代航运服务体系高度发达、引领全球航运服务创新发展、深度融入国际航运治理体系、具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　　经过30年的持续发力与连续跨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越过新加坡成为全球货运第一大港。2010年，以吞吐量2906.6万标准箱登顶全球第一宝座。2024年，更是一举突破5000万标准箱，达到5150.6万标准箱。这些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是上海港的骄傲、上海的骄傲，也是国家的骄傲。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上海优势　　周末周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从规划目标任务到一步步变为现实，改写了世界航运中心发展的历史。成就背后，上海有着怎样的综合禀赋优势？　　高融昆：一是上海战略区位独特。在地理上，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中点与长江入海口的交汇点上，贴近国际主航道，连接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与全球航运网络，具有打造“江海联运”航运枢纽的先天优势。可以说，国际主航道与长江黄金水道交汇、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高度发达的经济腹地是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是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优越。300多年前，江海关迁到黄浦江边的小东门，上海港区不断从黄浦江向吴淞口、长江口伸展，从内河港变成真正的海港。外高桥港区的持续发展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上海港的条件。上世纪90年代，上海港建设发展达到极限。洋山深水港一期、二期和芦潮保税港区、东海大桥建设，有力地改善了捉襟见肘的港区条件。特别是洋山四期无人码头建设，把上海港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大幅度地提升至国际一流水平。正在规划建设的洋山北侧作业区，将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基础设施和条件推进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以洋山自动化码头、长江口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为标志，铁路、公路、航空与港口无缝衔接所形成的强大集疏运体系，必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　　三是制度优势和创新赋能。国家在上海实施浦东开发开放，建设全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保税港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个特殊综合保税区以及在金融、海关、税收、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各领域的制度创新，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集聚了巨大动能。关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与航运中心相互赋能、同步建设的战略部署，为航运要素和产业在上海的集聚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方面，上海走在了全国前列。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来，已有300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向全国。2017年，上海海关组织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口岸营商环境调查，继而探索建设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用大数据理念、制度和方法实现安全和便利的有机统一。此后，海关总署、国家口岸办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持续开展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并连续8年出台行动方案。经过努力，上海口岸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海运整体通关时间从2017年的200多小时减至2023年的36.9小时。我们在世界银行的“进出境营商环境”调查排位上，已从2017年的第97位提升到第56位，超过了东京和大阪。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周末周刊：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何以理解“基本建成”？它意味着什么？　　高融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意味着正式从一个区域枢纽港建设成为一个全球性航运中心。　　港口规模全球领先，国际地位更加凸显。海运方面，货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5年全球第一；开通350条国际航线，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北太平洋航线、亚欧航线、东亚—北美航线都与上海港联通，港口联通度连续13年全球第一。　　高端航运服务业集聚取得成效。一批航运金融、保险、法律、仲裁、船舶经纪机构集聚上海，提升高端服务业水平。　　但从“基本建成”到“全面建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4年，上海虹桥和浦东国际机场吞吐旅客1.24亿人次，航空货邮吞吐量420万吨，排名世界第二。随着国产大飞机和国产邮轮投入运营，我们的航运航空制造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必将进一步助力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高度。　　以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及浦江数链为基础的航贸数字化，以及上海绿色甲醇和LNG（液化天然气）加注及岸电投入使用，上海港—洛杉矶港、上海港—汉堡港等绿色航运走廊开通，进一步揭示航运中心建设迈向数智化、绿色低碳化的新阶段。上海必须在这一转型升级进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周末周刊：上海连续5年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三。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我们还有哪些短板？　　高融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仅要加快港口等硬件建设，更要重视软件建设。我理解，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所存在的不足、面临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空间布局上，上海港经过长期历史演进，逐步形成近洋在外港、远洋在洋山、散杂货在吴淞的空间布局。外港与洋山相距约100公里，国际集装箱在上海完成近远洋航线中转，需要耗费大量运输和时间成本，且安全生产上也存在隐患。　　在高端航运服务上，上海与伦敦、新加坡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集疏运体系的“最后一公里”不够畅通，特别是海铁联运可以衔接得更好。一些制度瓶颈没有完全突破，国际船舶登记和船籍港制度、沿海捎带才走了一小步，国际中转的海关监管制度改革还有较大空间，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和国际协同刚刚起步。这些都是下一步改革创新发力的重点和方向。　　周末周刊：在理念和思维上，还需怎样与时俱进？　　高融昆：从国内港到国际港，从枢纽港、主枢纽港到国际航运中心，从内涵到外延不断拓展升级，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港口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中心，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是集散和交易之地。一方面，城市规模决定了上述要素的集散规模；另一方面，一个城市有没有港口、有什么样的港口决定了这座城市的规模和能级。从一定意义上讲，上海先有港后有市，是港口赋予这座城市动力和活力。新形势下，“五大中心”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航运中心可以说是基础、是前提。党中央关于上海建设发展“四个放在”的要求，上海的“四大功能”定位，都把门户、枢纽、通道、跳板、基地摆到了重要的、核心的位置。中国要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配置全球资源，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应当“冲锋在前”。　　国际航运中心是上海最基础、最硬核的城市功能，是保持上海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国际航运中心的上海会是什么样子。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目标，更是手段。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先手棋　　周末周刊：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上海曾提出“北上”宝山罗泾、“东进”外高桥和“南下”杭州湾三个方向。但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的是“跳出上海、到外海建设深水港”方案。在“十五五”规划中，洋山港可以怎样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高融昆：集装箱深水泊位是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世纪之交，加快国际集装箱深水枢纽港建设，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01年，国务院领导同志会同国家计委、经贸委、交通部等部委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浙江主要负责人的陪同下，从芦潮港乘船前往大、小洋山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队登上小洋山岛，实地勘察深水港址，并乘船察看大、小洋山岛海域情况，最终一致认为可以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先行开发小洋山港区。　　小洋山对于上海港、对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如同西方神话中的诺亚方舟。每当临近发展瓶颈或极限时，小洋山总能助力实现超越。小洋山深水港规划建设改变了上海港的命运；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建设大大提升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和全球识别度；小洋山北侧作业区规划2022年获批，2024年开工建设，将打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新天地。　　个人理解，将北侧作业区规划建设仅仅当作港口扩容和能级提升工程看待是不够的。当前，以北侧作业区规划建设为契机，对小洋山全岛整体规划，并以此带动上海航运中心整体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重构，可能是最好的时间窗口。从能级看，北侧作业区建成后，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接近甚至超过眼下上海港的集装箱总量。　　从规划面积看，填海造陆后的总体面积将超过30多平方公里，陆域面积与澳门岛相近。小洋山主岛周边岸线为码头作业区，岛内广大的中心腹地如何开发利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不是哪家企业的事，而是涉及多重利益主体，事关整个航运中心和上海发展的大事，需要组织专门力量深入研究和规划。　　同时，建议把小洋山整体开发开放作为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先手棋。一是以小洋山为中心，重新划分上海港各功能区布局；二是在小洋山规划建设国际中转和集拼的国际转运中心；三是申请洋山特殊综保区扩区，覆盖小洋山全域；四是把小洋山作为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先手棋提前运作；五是将洋山岛作为自由贸易港高端航运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六是将芦潮港作业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与洋山整体规划建设；七是继续深化洋山国际船籍港制度和沿海捎带制度。通过各项综合配套制度保障，推动上海自由贸易港早日落地建成。插上新的腾飞翅膀　　周末周刊：面向未来，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出现了两个新赛道——数字智能和绿色低碳。上海可如何积极谋划，以插上这对新的腾飞翅膀？　　高融昆：新形势下，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可以说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最大公约数。　　这几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很“热”。从趋势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改变人类社会的时代已经来临。航运业是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风险密集的特殊行业，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发力的领域。我刚带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团队去看了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非常震撼，令人惊艳。小荷才露尖尖角，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航运中心建设相关的全部产业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全过程，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最佳场景。传统航运业及其关联产业中面临的劳动、效率、成本、风险问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那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当然，最先发力的领域，包括智能码头、智能航线、自主航行（辅助驾驶或无人驾驶）、数字提单、航运交易、集疏运交付、船舶飞机制造等。当前，最紧迫的课题是大数据平台建设，以及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壁垒，实现数据共享是关键。上海应当走在前面，引领产业爆发。　　绿色低碳是另一个重要赛道。航运中心建设涉及的产业，很多直接关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海洋保护，具体涉及碳排放、节能和动力转换三个方面。在碳排放方面，国际海事组织提出在2030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0%（相比2008年）、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对船公司是硬约束，对码头公司及航运业相关主体也是约束。国际海事组织的限硫令还对清洁能源提出了要求，甲醇、LNG、氢能、氨燃料、岸电的使用十分重要。　　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也能催生新产业的集聚发展。如船舶电机的更新换代、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的发展、围绕碳排放和绿能使用的排放监测技术，都将推动产业和技术的迭代发展。　　周末周刊：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此起彼伏，波浪前进，不可逆转。航运中心作为世界互联互通的中心节点和交通纽带，接下来应当怎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融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义早已超越航运物流业本身。航运要素和航运产业的集聚，以及由这种集聚所衍生出的巨量产业集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产业经济角度分析，国际航运中心将为城市和国家提供三大类产品：第一类是市场产品，如运输、物流、仓储以及为航运服务的金融、保险等。这些产业和产品是市场化的，按市场规律运作。第二类是半公共产品，如港务管理，包括港口基础设施、航道疏浚和维护、集疏运体系建设等。第三类是公共产品，如海关、海事、水文、灯塔、港监、港航等。这类产品由政府提供，属于中央事权的由中央政府提供，属于地方事权的由地方政府负责。通常，公共产品和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保障，无限供给；半公共产品应当政府主导、市场（社会）补充，可以实行企业化运作。　　据不完全统计，航运中心建设集聚了超过十大类的产业，如航运物流、船舶制造和维修、航运金融与保险、航运信息与科技、航运法律与仲裁、航运教育与培训、航运旅游、航运设备与装备制造、航运环保、航运贸易中介服务与供应链管理。这些产业在上海的综合匹配度极好，与上海无与伦比的综合禀赋优势结合，以智慧船舶、智慧港口、绿色航运等为重点，可以创造巨量的经济效益。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但要确保公共产品的充足和无限供给，更要有意识地建立包容性制度，为市场主体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比如，放松管制，通过制度型开放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家整合资源、创造财富的智慧和能力。　　与之相伴，还要深化航运服务业市场开放。一方面，吸引全球航运业和服务业巨头入驻上海，通过巨头企业整合全国和全球航运要素资源；另一方面，培育更多本土企业和企业家成长。传统航运服务业领域市场高度细分，整合十分不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为资源整合、财富创造和弯道超车提供可能和条件。阅读原文记者丨夏斌来源丨解放日报编辑丨肖启玉编审丨吴文钰更多阅读：上观新闻| 高融昆：把小洋山整体开发开放作为自贸港建设先手棋｜探研“五个中心”建设

　　“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深刻揭示了革故鼎新的内在规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兼具思想创新与实践指导的重要方法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准确把握“立”与“破”的关系，更加注重“立”的实效，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政策，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立”意味着重塑经济格局、优化资源配置、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动能，增强经济韧性和活力；“破”则是革故鼎新，破除低效增长路径和体制桎梏，为新动能腾挪空间，激发创新驱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唯有深刻把握“破”与“立”的辩证统一，统筹好“立”与“破”的顺序，在调整与平衡中精准施策，才能推动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实现行稳致远的现代化跃迁。　　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必须突出重点、把握关键，亟需在经济工作中准确把握“立”和“破”的关系。全方位扩大内需——“培育新型消费+重大重点投资”　　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矛盾。无论是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重点任务。　　全方位扩大内需的“立”，在于培育新型消费动能，明确“两重”投资方向。首先，提振消费需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再分配调节，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与此同时，鼓励发展新型文旅、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兴业态，抓住数字、绿色、健康等新型消费发展机遇，推动线上线下商品服务消费融合发展。从投资方向看，应前瞻性布局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特别国债、新增地方专项债等资金，支持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低空经济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全方位扩大内需的“破”，在于打破体制障碍，释放消费与投资潜力。当前，居民消费信心受制于资产负债表收缩、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亟需完善社保、医疗、教育等制度，减轻家庭住房、生育、养老负担，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消除居民消费顾虑。与此同时，要破除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避免粗放型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债务累积；同时，消除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的障碍，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更广领域投资的积极性。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教育+创新人才引领”　　加快推动国内不同区域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的协同化，对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增强产业链、创新链的韧性至关重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立”，在于夯实教育基石，明晰创新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首要任务是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实施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战略人才培养为牵引，强化紧缺领域和青年科技人才的系统培育。贯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体系，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使教育成为科技创新的坚实支柱。同时，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科技资源布局，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打造高效协同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挥科技领军企业作用，健全科技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引导资本投向“早、小、新、硬”科创主体，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破”，在于打破科教体制桎梏，释放创新与人才动能。当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失衡，学科布局滞后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必须前瞻性布局优化学科结构，推动新兴学科交叉融合，促进职普融通、产教协同，加速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瓶颈，实现稳定支持与竞争性支持相结合，构建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生态。人才方面则应打破“帽子”导向的单一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为核心的评价机制，激励人才潜心钻研、厚积薄发。激发统一大市场活力——“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风险控制”　　当前，如何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前提下，扎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营造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是将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关键。　　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立”，在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扎紧各领域风险防控“篱笆”。在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机制、放宽市场准入机制、优化财税金融体制等基础制度供给体系方面下大功夫。通过构建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制度，重振各类经营主体信心，激发其参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要求做的、禁止做的、鼓励做的”3个维度推出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引导各区域、各领域的经营主体依托比较优势，实现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优化消费税征收结构，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优化股票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制度。与此同时，要持续管控房企债务违约风险、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极防范金融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破”，在于破除地方保护、行政过度干预、市场歧视等隐性壁垒，消除旧有的风险积累机制。这要求着力畅通国内市场循环，纠治部分地区变相地方保护行为，坚决整治针对民营经济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等乱象，消除“内卷式”低效率竞争困局。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稳妥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金融领域则要打破“刚性兑付”模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风险处置，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是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施、从整体布局到细节落实的长期过程。改革发展必须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重要方法论。我们要把握好时机、分寸和效果，通过破与立的互动交替，精准突破发展瓶颈，坚定有力地推动各项制度创新和结构优化，确保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洪流中行稳致远。阅读原文作者丨金培振（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来源丨成都日报编辑丨肖启玉编审丨吴文钰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内容，它帮助学生掌握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和核心概念，为深入理解经济现象和后续专业学习奠定基础。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最初的产生与发展基于西方国家实际，其基础理论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现实情况。因此在具体授课中，有必要深度挖掘宏观经济学的思政教育资源，使课程教学内容服务于高校育人目标，并助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贵有疑：树立理论学习中的批判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走势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理论体系构建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现象的解释上，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因此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学贵有疑”的思想观念，引导学生客观审视其基础理论，深入探究理论形成背后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背景因素，避免对理论的迷信跟从和盲目照搬。　　学习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与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就要求教师的教学过程必须立足国情、守住底线，探索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模式，既不能因为固有理论的某些局限性而全盘否定其价值，也不能盲目照搬而忽视我国发展的特殊性。同时，传授专业知识与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必须两手抓，应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专业课堂，引导学生将学科专业知识和我国基本国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推陈出新：在案例分析中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同时也对我国学者以现有理论为基础不断“推陈出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深度融入本土语境，并立足现有基础不断“推陈出新”，在实际案例分析中讲好中国故事尤为重要。　　例如，总需求和总供给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理解其相互作用对于把握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至关重要。当前，我国正面临总量性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突出表现在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凸显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基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核心概念，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引导学生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融入中国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有助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培养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通过将理论知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基础理论的现实意义，并提升其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实现隐性育人的功能，培养兼具扎实专业知识和坚定理想信念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立德树人：培养学生居安思危的家国情怀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各学科中蕴含的丰富思政资源，有助于引导学生在学习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扩展认知边界，更好地理解国际形势演变及其背后原因，掌握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取向，进而深入思考我国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应对外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贡献力量。同时，在多个基础学科的发展中我国已处于世界前列，可以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优势，增强其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　　眼下，我国经济、科学以及文化的全方位发展仍面临多重阻碍。以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为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然而，随着世界发展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波动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引发连锁反应。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波动，发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些危机不仅会对其自身造成冲击，也会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等渠道传导到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全局性影响。　　因此，各学科专业学生需要树立居安思危的意识，深刻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教师要引导学生意识到，我们既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姿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融合，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又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安全。同时，也需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不断提升各专业化学科的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使我国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此外，还需要培养学生开放包容的心态，引导他们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世界秩序的稳定和中国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阅读原文作者丨龙翠红 王雅涵（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丨中国教育报编辑丨肖启玉编审丨吴文钰

　　“中国的科学势必崛起”　　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出生于英国伦敦，上世纪40年代奔赴战火连绵的中国，“怀抱宽广的视野”，探寻“值得终生奉献的事业”。　　1942年，李约瑟以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身份前往中国。当时，中国大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抗战后方从事科研和教学。李约瑟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沿驼峰航线飞抵昆明。在给好友的信件中，他感慨：“来华36个小时，真奇怪，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在云南停留期间，李约瑟看到了简陋的实验室、被炸毁的研究所、建在古庙里的课堂。科研人员在恶劣环境下仍然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令人印象深刻。他称西南联合大学为“自由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能够继续开展教学和研究；梅贻琦和蒋梦麟都有杰出的人品，是“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　　1943年3月，李约瑟到达重庆，着手探讨中西科学合作事宜。他马不停蹄地访问了歌乐山、北碚和沙坪坝三处科教机构聚集之地。在这里，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国学术界对李约瑟的到来表示正式欢迎。然而，他对相关官方应酬活动并不感兴趣，并在日记中直言“与国防部长何应钦的会面使人筋疲力尽”。　　在参观中央大学、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后，李约瑟感慨：“在荒野中跋涉上千里，在没有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系统的泥灰房子里做研究，几乎是一项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成就。”其中，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博士用一些金属边角废料制作的地震记录仪，在3年时间内记录到109次地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离开重庆后，李约瑟来到成都。成都是一座文化古城，但宽阔的街道、整齐的行道树、漂亮的商店以及河流上的石桥，“仿若巴黎”。李约瑟进一步提出，将超自然、实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过中国人。　　川西之行结束不到两个月，李约瑟又远赴西北考察。因途中卡车事故频发，行程屡经延误，导致此行耗时近5个月。李约瑟说：“战时中国交通缓慢，正好悠然欣赏一路的风景。”尤其是滞留敦煌期间，他得以近距离领会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伟大成就，为此而感到荣幸和欣慰。　　1944年4月，李约瑟开启了漫长而惊险的中国东南之旅。他到访了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福建省研究院等10所大学、4所科研机构，既看到了战争、瘟疫造成的破坏，也感受到了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以及科学工作者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专门记录了岭南大学一位院长在校舍重建中，因操劳过度而不幸以身殉职一事。　　1945年8月，李约瑟开始了战时来华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北方之旅，先到绵阳，后折向东北，走川陕公路到宝鸡、西安，再向西抵达天水。　　1946年3月，李约瑟来到上海，参观中央研究院等机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作为仅次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当时已奄奄一息，李约瑟认为，“当务之急是不能让这个研究所倒下”。食品药物实验室被国民党接管后，从以前的6名化学家、1名秘书增至当时的9名化学家、5名秘书，秘书类人员安插过多，被李约瑟描述为“官僚主义日益浓厚”。　　之后，李约瑟乘飞机来到“富有传奇意味”的故都北平。在那里，他拜访了张子高、曾昭抡、李乔苹等科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并进一步为中国科技史研究搜寻资料。　　在华期间，李约瑟开展了超过200次的《科学在大战中的作用》《中国科技发展史》等演讲、讲座，并赠送了6775册图书。在他的帮助下，张宗燧、殷宏章等中国学者还得以前往英国进修、工作。　　根据在中国的考察，李约瑟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之科学》。他说：“当战争硝烟散尽，中国的科学势必崛起，成为一股对全球都极具影响力的强大力量……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在饱经战祸的中国大地上，这股科学力量亦能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李约瑟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详细阐述其在中国各地考察期间看到的科学技术情况。同时，将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通讯》、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引进西方，展示了战时中国在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领域的新进展。　　1948年，李约瑟在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信函中就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写作规划作出说明，感慨自己“无比的幸运”。信中写道：“我因职责所在，有幸在战时中国后方辽阔的地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我抓住一切机遇就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主题向中国学者求教并详尽记录。我还幸运地搜集到了一批杰出的中文文献，并安全地将它们带回剑桥，现正成为我研究的重要资源。我深感责无旁贷，因为这是天时、地利以及人和共同赋予我的使命。”　　亲眼看见中国知识精英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使得李约瑟深刻认识到：中国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还蕴藏着深厚且不可动摇的精神实质与力量。由此，他得以确认，“非西方文化同样有能力对人们探寻真理的途径与方法进行修正”。深入研究非西方文化，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多元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充分承认自然与现实的复杂性，还广泛接纳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性别、民族及文化背景下的见解。　　总之，李约瑟既是传统科学的发掘者、阐释者，又是未来科学的构想家、规划者。其核心理念始终如一：搭建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交流互鉴的桥梁。阅读原文作者丨杨连星　董安平（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青年菁英，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丨上观新闻编辑丨郁思雨编审丨吴文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编者按】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国内出游总花费6770.02亿元，同比增长7.0%；电影票房突破95亿元，创历史新高……亮丽的数据显示，以文旅拉动消费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如何切实把党和国家的重大改革部署转化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实际成效？如何发挥好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让人民群众在文旅产业发展中感受时代进步的幸福与美好？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于颖 本报记者　　■嘉 宾：冯学钢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都市旅游工作室）首席专家　　      沈 涵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　　      于秋阳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所文旅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安徽歙县汪满田村的“嬉鱼灯”已传承600多年。新华社图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明确要健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如何正确把握文旅深度融合的丰富内涵及重要意义？　　冯学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全球化宏大叙事中，文化和旅游共塑美好生活，承载传播中华文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使命。面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地缘政治与行业变革周期，高质量融合赋予文旅穿越周期的内核力量。自2023年年底以来，中国的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全面放宽优化的免签政策为世界送上一道惊艳的文旅大餐，推动中国文化出圈出海，彰显文化自信。　　文旅深度融合与时代同频共振。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根本逻辑是把握新质文旅方向盘，做大文旅产业基本盘，夯实人民需要生活盘。从传统链式视角和线性增长模式，向系统思维和非线性演化深刻转变，从单一产业扩展到跨界系统整合，实现多元主体深度赋能与价值共创。文旅融合要识变应变，回应时代发展诉求，在新技术引领与新消费演进下，“盘活存量，做优增量”，重构产业生态与文明话语，适应消费需求扩容升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从任务协同到价值共创，从“文旅”双系统到“文旅商体展”多系统集成。新文旅时代到来，人本导向与价值共创理念获得广泛共识，创新意识显著增强，文旅产业边界不断扩张，新旧赛道加速转化，构建多样化文旅融合发展机制与多层级嵌套系统，形成了因地制宜、因业制宜的文旅发展新方略。　　沈涵：文旅深度融合是将文化元素全方位融入旅游的各个环节，包括旅游产品的设计、旅游线路的规划、旅游活动的策划等，使旅游成为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同时，旅游也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动力。　　随着文旅的深度融合，旅游已经从经济产业转变为民生幸福产业，具备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价值。文旅深度融合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此外，文旅深度融合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不仅带动传统消费产业的发展，也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场景。根据文旅部的数据，2024年国内出游人次56.15亿，比上年同期增加7.24亿，同比增长14.8%；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5.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是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此外，科技也为文旅深度融合带来了重要支持。近年来各地不断涌现的新型旅游场景，如圆明园的大空间VR、平遥古城的沉浸式球幕等，既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体验，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创新。　　于秋阳：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引领文旅深度融合的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目标，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展开。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响应。　　文旅深度融合是锻造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文旅产业之间存在天然的融合属性，文化是内涵、是符号，旅游是载体、是体验，深度融合的本质要求就是要用文化提升旅游的品质内涵，用旅游彰显文化自信，即更好地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变成一种旅游资源，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展示出来，从而推动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文旅深度融合要面对新的大众化市场。文旅深度融合作为一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需要面向新的大众旅游时代，从产品和服务上满足更大规模、更全年龄段民众的文旅体验和消费需求，从多元市场、品质优化、个性定制、内容创造等方面实现扩容和提升。　　文旅深度融合的关联性和跨界性强，需要系统建立现代化产业链条。文旅融合从资源到产品到产业的实现过程，涉及体育、会展、商业、农业、科技等多个领域，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共创，共同推动产业链、消费链和价值链的良性循环。2018年，以文化和旅游部以及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挂牌组建为标志，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主持人：随着潮汕英歌舞、福建游神、徽州鱼灯等非遗民俗走红，寻着年味去旅游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在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春节具有独特优势。如何深挖传统文化内涵，在活态传承中，进一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冯学钢：一是坚持文化价值引领。立足全球文化坐标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鲜明的文旅品牌。将文化作为“引子”和“内容”, 解码文化与内容生产，再造具身化、仪式化、情感化的地方生活，借助文化的结构线索、场景空间与传播力量，创新跨文化交流的叙事方法与文旅体验情境。　　二是创造鲜活可亲的载体。科技助力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活化，“AIGC+区块链”技术赋能文旅内容生产，打造可参与、易传播、能共情的体验场景。以本土文化IP为核心，促进“文旅商体展”载体融通，如唐山宴、影视剧《繁花》等项目的跨维度制胜。用好跨文化语言讲好新文化故事，如巴黎世家与南翔馒头联名，助力国家级非遗技艺成功破圈。以“空间为体-文化再生-艺术浸润-媒体为介”，在城市更新中创造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休闲消费的高品质复合文化空间，如长沙文和友、上海青浦蟠龙古镇。借助“网游”“网剧”“网文”等新媒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如《原神》“出海”。　　三是创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路径。既需要“高能级”“标准化”产品，也需要“小而美”“非标准”业态，如“村咖经济”“数字游民”点亮乡村文化空间，小红书“马路生活节”触发城市休闲文化新生态等。更加重视旅游者价值共创过程，既要“村超”“村晚”等主客共享平台，也需要“短视频+”等个体创作者经济。　　沈涵：近几年各地涌现了很多春节民俗火爆网络，体现了人们对春节传统的深厚情感。深挖传统文化内涵，实现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　　构建“非遗+旅游”模式，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产品设计，举办文化节庆活动或民俗表演，可以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旅游体验。对于特色非遗旅游项目，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以及市场推广等；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提升文化传播效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VR、AR、短视频平台等，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力；推动区域合作，形成文旅融合发展的合力。针对春节期间的旅游热潮，各地之间应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文化旅游线路。　　于秋阳：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之本、现代文化之源头。通过传统节日的活态传承，是“把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的非常重要的路径，我们需要深入推动中华传统节日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　　从文化传承上看，要彰显中华传统节日的新价值，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包括进一步保护与包容传统文化节日的仪式感，鼓励传统节日文化宣传、教育和活动进校园、进课堂、进社区等，推动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从民众需求上看，要发挥传统节日现代化的新功能，推动传统节日与文旅线路产品深度融合，结合科技手段，深化节日沉浸式文化体验，提升传统节日文创产品的美感与价值，为现代化生活带来精神调节与文化休闲娱乐体验。从传承影响上看，要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运用多媒体、新媒体平台，通过更广泛多样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只此青绿》、豫园灯会走出去等，形成优质的文旅融合IP。　　主持人：旅游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6个方面共18项具体措施，为服务提升和消费扩容明确了方向。如何加快发展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冯学钢：要精准研判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层逻辑。新质生产力引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是解决消费动力不足、缓解供需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方向及实践路径。科技驱动文旅生产模式、体验模式与传播模式再造，从单一场景运用到多维全面渗透，带来文旅行业的颠覆性重塑。　　要前瞻布局“科技+文旅”产业链与未来场景。科学布局文旅元宇宙和科技文旅产业链，加快文旅新质生产力生态体系建设。促进传统文旅主体、跨行业主体以及其他中小微主体相互借位、融合补位、积极占位。制定文化IP“出海”战略，创新文旅新质生产力消费场景。积极构建可持续、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与运营逻辑，导入“耐心”资本，把市场做深、做透、做细。　　要构建与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对于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事权主体复杂及行政壁垒，既要因势利导，又要前瞻研判。革新文旅行业管理的传统范式，丰富体制机制建设的公共管理理论和政策工具，既要“放水养鱼”又不能“放任自流”，可适时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政策性创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沈涵：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力量，推动智慧旅游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构建智能化的旅游服务体系。整合景区票务、交通出行、住宿餐饮等各类信息资源，搭建智慧旅游平台，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引入人工智能客服系统，提高响应速度和服务满意度。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增强游客的兴趣和参与度，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要紧跟市场需求变化，调整和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内容。一方面，加强对文化遗产地、自然保护区等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推出更多高品质的特色线路；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康养旅游等领域，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建立区域旅游品牌，联合打造跨区域文化旅游合作机制。促进国际化消费场景和本地生活的结合，实现旅游行业的多样化、国际化发展。　　于秋阳：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科技与文旅的融合从线性向立体化加速演进，文旅产业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赛道也亟待加快科技对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文旅业态的培育渗透。重点可以围绕文旅消费入手：　　一是提高文旅服务的智慧化。智慧旅游是科技和文旅融合最直接的领域，涉及文旅服务、文旅公共服务、文旅运营、文旅大数据、文旅统计等方面，包括当前已经逐步开展的文旅服务智能化、适老化等提升，目标在于进一步提升文旅活动的便利化和文旅产业发展的高效化。二是促进文旅产品的丰富化和体验的品质化。数字化和科技化手段与传统文旅资源、产品的结合，其核心聚焦在文旅新空间的生产、展示、传播、管理等环节，需要鼓励与支持智能场景感知技术、人机交互等文旅活动终端呈现技术的研发，打造更多线上、线下的体验业态与消费场景。同时，加大文创元素的注入，从沉浸式、氛围感、互动性、情绪价值等角度来提高传统文旅产品的附加值。　　主持人：2025年伊始，上海入境游迎来“开门红”。如何充分挖掘上海的综合优势，“做强上海旅游大市场”“做实上海旅游大融合”“做优上海旅游大品牌”，推动旅游品质提升，全力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　　冯学钢：持续塑造开放、创新、包容、活跃的上海文旅形象。我国出境旅游环境和入境旅游运行模式已发生重大改变，跨境社交平台为入境旅游注入新活力。上海要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前沿优势，为全球游客呈现中国式有深度、有温度的文旅情感链接，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窗口。　　丰富“沪字号”文旅融合型入境旅游产品。立足上海城市特质与资源组合优势，将更多城市特色场景纳入入境旅游线路，阐释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展现日新月异的中国速度与科技成就，融入人民城市的文化肌理与日常生活，拓宽旅游产品的文化维度与体验深度。　　创造入境游客友好的政策与服务环境。充分释放过境免签政策溢出效应，健全提升“口岸式”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功能，加快对入境游客语言障碍等问题的新型设施布局，推动旅游公共服务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全场景嵌入。积极争取政策先行先试，如探索颁发“数字游民签证”，打破停居留政策壁垒，扩大消费与推动服务业创新。　　沈涵：上海要强化文旅商体展的深度融合，促进不同领域“节展赛会”的衔接和导流，延长游客的消费链条和逗留时间。目前，上海已经推出121条精品入境旅游线路，从半日精华微游到六日全维深度体验游都有涉及。此外，上海正积极与其他省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加强合作，将苏州等城市作为承接上海入境游溢出效应的重要目的地，共同打造多地标旅游圈。　　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需要优化服务设施和支付系统，提升国际游客便利性。例如，在机场设立“口岸式”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包括服务手册、旅游地图、手机SIM卡销售在内的全方位便利服务。同时，在支付方式上，尊重国际游客的支付习惯，保留并优化信用卡和现金支付渠道，提供更加丝滑的外国游客线上线下支付和出行体验。此外，做优上海旅游的国际影响力，打造旅游大品牌，需要加强整体谋划，深入挖掘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现代魅力。可以进一步增加“上海国际中转旅客半日游”项目的线路和体验活动，加大在日韩等短途国际客源市场的推广，设计周末美食游、赛事节庆、city walk、购物打卡等旅行产品，不断推出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于秋阳：首先，提高入境旅游的认识站位，展现上海的开放姿态。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作为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要紧紧对标新的文化使命，打造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友好窗口。其次，强化上海的文化IP，展现文化魅力。充分发挥上海的文化策源地优势，推出体现文化情怀和市民生活的影视、文艺、文创作品，讲好上海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最后，深化入境旅游产品和服务体系的优化，展现上海的精彩与温度。特别要从具有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上海都市型业态产品体系建设和市场运营，推动文旅商体展相互赋能，向长产业链和高附加值动态演进。阅读原文记者丨文汇报 于颖来源丨上观新闻编辑丨郁思雨编审丨吴文钰

地缘政治改变全球贸易格局　　众所周知，地缘政治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美国对华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深刻影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和智库纷纷作出分析和预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重置美国贸易》报告、新美国国家安全中心分别提出美国贸易和新产业政策框架，强调要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技术强国地位和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地缘政治也波及欧洲。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地缘政治的逆风。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已开始准备关税“清单”。当地时间11月25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将在明年1月上任首日对进口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产品征收25%关税，并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如果关税大棒真的挥出，将对美国国内经济、对外贸易和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怎么办？我们的主张是，实施新的中国自由贸易战略，推进中国版的自由贸易进程，推动新的经济全球化，更好应对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WTO《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也指出：再全球化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解决方案。报告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更加广泛的经济一体化，推动再全球化进程，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世界。　　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世界经历过两次具有全球意义的自由贸易进程。第一次是英国主导的。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以殖民地为基础、以海洋霸权为支撑，开启“英帝国时代”的自由贸易进程，时间跨度从18世纪末到两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是美国主导的。美国两次产业革命的成功，凭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利成果，以美元霸权和军事强权为支撑，开启“美国时代”的自由贸易进程。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为起点，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达到峰顶。这两次世界自由贸易进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建立在强权和霸权的基础之上。英国以殖民地和海上霸权为基础，美国则以美元霸权和军事强权为基础。　　中国和平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2001年入世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未来世界如何演变，必然更加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自由贸易的中国进程　　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从历史看，一个国家要主导和引领世界自由贸易进程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成熟的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的制度基础；产业革命的成功，及其所形成的大规模、专业化生产能力是参与国际竞争、推动自由贸易进程的产业基础；科技、军事、包括文化在内的强大综合国力是推动自由贸易进程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广泛的国际联盟和战略同盟是实施自由贸易进程的外部条件。　　21世纪中国版的自由贸易进程，与19世纪英国版和20世纪美国版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绝不走西方一些国家走过的战争、殖民、掠夺，以及独占霸权的老路。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力量。4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构建起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正在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这是中国推进自由贸易进程的制度基础；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后两次大规模工业化所构筑起的完整工业体系是坚实的产业基础。当今世界三分之一的工业制造在中国完成，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中心。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不断加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以及稳步扩大的制度型开放，为中国推进自由贸易进程提供更加广阔的开放领域和合作空间；持续推进的“一带一路”，为自贸战略提供日益完备的港口、航路以及供应链的基础设施；中非、中阿、中拉及“大金砖合作”，为推进自由贸易进程提供巨大的国际回旋空间；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可以为中国自由贸易进程提供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永恒的课题，面临复杂局势，要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落实落细，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把危机转变为战略机遇，以不变应万变，回归常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开放战略，坚定推进中国自贸战略，提高我国经济韧性，实现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中国自贸战略重点研究方向　　因此，我们倡议加强中国自由贸易战略研究，推动中国版的自由贸易进程。　　一是中国版自由贸易进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宗旨。　　二是维护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多元包容、普惠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贸易体系。　　三是坚持多边、双边、区域几个轮子一起转，对现有22个国家自贸区（FTA）进行大规模扩容、提质、升级和创新。中国－东盟自贸区从1.0到3.0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加入CPTPP、DEPA是努力方向。　　四是以关键矿产、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为重点方向，建设更加丰富多样的新型经贸合作区域和合作样式。　　五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为实施新战略提供更多港口、航路及航运和产业基础设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　　六是将全球南方、“大金砖合作”作为实施新战略的重点对象和目标区域。最大限度地联合国际组织，团结西方正义力量，加强南南合作。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南方国家，实施不同广度和深度的单边开放，全面做大朋友圈。　　七是引导中国企业和产业走出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重新布局，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多作贡献，为合作国家创造更多产业和就业，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八是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边境后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同步推进“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安全和便利的有机统一。　　九是以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为目标，提升自贸试验区带动开放、创新和发展的能级和辐射带动效应。　　十是对国内投资、贸易、产业、税收等宏观政策进行统筹协调，解决政策部门化和碎片化问题，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智库联盟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持续演变，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阻挡，美国的遏制和围堵不会停止。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同时我们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版的自由贸易进程必然是一条和平之路，也是一条全新的道路，需要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专门研究自贸区、自贸港、自贸试验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三十多家，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大学和机构有上百家。我们倡议研究中国自由贸易进程和自由贸易战略的大学机构和智库，组成中国自贸战略研究联盟，每年举办各种形式的理论和对策研究，为推动实现新发展格局下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案，为各级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咨询。阅读原文作者丨高融昆（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院长）来源丨上观新闻编辑丨郁思雨编审丨肖启玉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课题组走访深圳、广州及有关部门，深入街道、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对深圳快速发展、大湾区合作及其对上海和长三角的启示等进行专题调研，基于对城市和区域开放发展的比较研究，探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启示一：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决定一个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研究显示，包容性制度更能推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即使在同一国际背景、一国体制给定的条件下，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受区位、禀赋、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表现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我们走访了深圳市南山区政府。这个区集中了华为、腾讯、平安、大疆等一批超一流企业。同时，参观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中兴通讯等企业代表座谈；与深圳市发展改革、工信、科技、商务等政府部门和市委研究室交流；走访前海、河套等对外开放平台，从政府到企业再到研究机构，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政府做好规划引导，放松管制，优化服务，可以为企业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企业是创业创新的真正主体，政府和社会应当让市场主体充分自由地发展。政府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做好规划、引导、服务，根据企业、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提升经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南山区原本是大片的鱼塘、荒地，后来因为位于罗湖、皇岗等口岸中心区域的上步工业区发展受到限制，一批批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企业遂搬迁至此。随着加工企业集聚南山，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与中国科学院在南山合作建立科技工业园，引导从其他区域迁出的企业进入，重点发展电子加工；二是南山正式建区后，注重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三是在南山建立高新区，发布高新区建设纲要，提出引导、推动“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向电子信息、光机电产业发展，并进一步拓展为南区、中区和北区，面积进一步扩大；四是高新区从工业加工制造向科技研发转化，引导推动国内外著名大学创设虚拟校区，大量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开始在南山集聚，政府则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位，解决吃、穿、住、行等基本问题；五是进一步将高新区发展成“一核一区，两核五园”，并一直延展到深圳湾，形成深圳创新带；六是2022年在南山建立深圳自主创新示范区，组长由市长直接担任，协调区、市两级管理功能及定位。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立，也具有标志性意义。随着加工工业向科技研发转化，科技人才缺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香港中文大学协商共同建立的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主要开展先进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与推进产业化工作。截至2024年10月，累计孵化企业1953家，孵化出上海联影、北芯生命、硅基仿生、瑞吉生物、森瑞斯、柏垠生物、北斗智能、化讯等一大批优秀企业。与此同时，国内外著名大学的进驻，各大学虚拟校区的建立，推动南山创业创新不断掀起新高潮。中兴通讯的代表介绍，当年7位同志从西安来这里从事加工贸易，在粤海街道创业创新，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兴通讯。很多类似的企业都跟中兴一样，一直坚守在这里。主要原因是，这里创业创新的氛围特别好，什么样的人才都能找到，各类零部件、元器件、电子材料与工业及产业链配套好，贸易便利化程度高。特别是，这里的政府服务特别好，对创业创新企业非常包容。启示二：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催化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形态。一座城市有没有创新创业文化，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生机活力与发展未来。深圳从建立特区到现在，前30年主要是以开放带动创业和发展，后面近15年主要是以创新带动发展。深圳创新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一是从工业园、科技工业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逐步提级。深圳原本没有大学，也没有研究机构。现在，公私立孵化器林立，创客遍地开花，较好地弥补了先天不足。二是政府奠定创新机制及环境，企业家、创业家始终是创新的主体。“6个90%以上”形成深圳创新的最大特色和亮点，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自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在企业，90%以上重大科技发明专利来自龙头企业。三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四方关系，培植创业创新文化比较成功。以华为为例，16个国际研发机构遍布全球，13个国内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在全国和全球整合创新资源，成为一道风景。四是与北京、上海不同，深圳企业创新投入大多投向应用技术领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速度快、效率高，而不只是在象牙塔中、实验室里打转。这与深圳的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高度一致。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企业的创新发展，驱动了十多年来深圳新质生产力的快速集聚和经济快速增长。启示三：以“洪荒之力”发展制造业。技术创新是过去30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文明奠定了当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不管未来世界如何发展，制造业作为基座的地位不会改变。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崛起，往往与产业和企业的崛起高度相关。有识之士提出，“光靠信息之间的服务（包括金融）是维持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城市和国家，其他产业再好都是难以为继的。深圳之所以快速崛起，主要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马兆远先生指出，伦敦、纽约变成金融城，工业转移到其他城市和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教训十分深刻。“对于一个地区，金融和房地产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经济底座。”英国和美国分别在去工业化一个世纪、半个世纪后提出“重新工业化”，并不完全是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给出了十分深刻的教训。深圳从“三来一补”、电子加工业起步，与制造业不离不弃，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2023年，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45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41.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85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1.18万亿元，蝉联全国城市“双第一”。今年前三季度，20个新兴产业集群增加值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预计到2025年，新兴战略产业增加值将达1.6万亿元。启示四：民营经济和企业家集群是发展动力和活力的巨大源泉。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宝贵资源。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城市发展中面临的资金、技术短缺，但很难弥补企业家短缺的问题。企业家及其企业家集群的形成，需要适宜的土壤、气候和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活力。深圳经济社会为什么较其他城市和地区更有动力和活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集群。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浙江、广东等地区，民营经济更是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可以说，什么地方民营经济占比大，动力、活力就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创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也不同。优秀的企业家往往同时具备创业能力、整合资源能力、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冒险承担风险能力。企业家的能力和成就取决于上述素质的高低和能力的大小。有企业家就表示，要“坚守实业报国的本质，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在巨变中坚守，在坚守中巨变”，必须负责任、敢担当、有情怀，要“不惧怕失败，甚至把自家性命赌在公司上，不给自己留后路”。这种企业家精神是一般职业经理人所不具备的，也是不少国有企业经营者难以做到的。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宝贵的资源。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拥有优秀企业家的多少，企业家集群规模的大小，决定了这座城市、这个区域动力和活力的大小。深圳拥有任正非、马化腾、王传福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带领的团队，打造了颇有竞争力的产业，不断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创造奇迹。深圳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是因为深圳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大多不是深圳人，甚至也不是广东人，但为什么都集聚在深圳创业和发展、在深圳成就事业，是因为深圳有企业家成长的土壤和气候，有适合企业家发展的环境。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在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安全、维护契约精神、界定公权边界等方面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更彻底些。有民营企业代表介绍，当前的一大诉求就是如何消除不公平竞争。据深圳工商联统计，深圳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95%以上。深圳的国有经济大多为国计民生类，其他的国有经济（如深圳高新投、深创投、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也都与民营经济合作、融合发展，为民营经济服务，很少与民营经济直接争夺资源。这一经验值得好好总结。政府的包容性，催生了深圳市场的独特性，进而构成了深圳独特的营商环境。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启示五：跨区域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突围之道。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如何突围？对内，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全面创新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外，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值得上海和长三角参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大湾区合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协同创新，科技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不断增强；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内联外通、高效衔接的基础设施网络快速形成；三是“湾区通”全面落地，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项下更短负面清单和金融市场“深港通”“债券通”“南向通”“跨境理财通”“互换通”试点落地，职业资格认可、大湾区标准衔接（三地联合公布“湾区标准”215项，涵盖食品、交通、物流等32个领域）；四是民生合作深化，港澳居民来粤更加便利，三地生活圈逐步形成；五是开放平台建设展现重大合作创新活力，如横琴、前海、南海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四大平台，形成新的开放格局。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被赋予了更特定的战略意义：首先，它超越了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属于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跨境合作。其次，它也不同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内地已经签署的CEPA。香港CEPA和澳门CEPA是香港、澳门两个关税区与中国内地整个关税区的合作安排，属于自由贸易区（FTA）范畴，但大湾区合作是香港、澳门全（关）境与珠三角（或者泛珠）区域的合作。再次，它也不同于自由贸易试验区（FTZ）的概念。中国批准建立的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关境内划出的一块特定区域，实施单边对外开放，旨在对接国际最高经贸规则、深化国内制度改革并进行压力测试。海南自由贸易港属于这一范畴。但大湾区合作是广东的一部分（珠三角）对香港、澳门，不是单边开放，而是双向合作。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正是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赋予了大湾区合作全新的意义。下一步，大湾区合作最有希望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大力度的探索：一是跨境科技创新。在国际争夺最为激烈的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粤港澳大湾区蕴藏着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一批科技巨头集聚发展，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创新生态和环境。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在华南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重大科学装置布局，一批国家实验室的兴建将进一步提升这一地区的科技研发能力。二是制度创新。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加上一流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演绎，可以形成最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其中的一个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在于先立后破。比如，制约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能否在跨境合作中首先破除，为全国提供示范，为国际合作开展探索。三是利益分配。合力做大蛋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分好蛋糕有时比做大蛋糕更不容易。国与国之间是这样，地区之间也会遇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深圳及珠三角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一些领域开始领跑乃至实现超越。接下来，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成效，不仅仅取决于三地之间的合作，更取决于合作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合作如何带来共赢。这也是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所要重视的课题。（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院长）来源丨解放日报编辑丨郁思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舵定向。中央定调后，上海又将如何进一步“挑大梁”？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殷德生指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这八个字体现了“稳”与“进”的辩证统一，稳是为了更好的进，进也是为了进一步的稳。　　殷德生提到，会议提出的重点任务中，与上海的城市定位和“五个中心”发展结合最为密切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提升消费，要全方位扩大内需；二是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三是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四是实施区域战略，包括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等。阅读原文来源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编辑丨郁思雨编审丨肖启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上海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这一重要论述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学理逻辑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引着新时代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一、问题导向的方法论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重点论，要求解决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是着力增强城市能级。问题导向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实践原则。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始终从问题出发，按照主动跟进、精心谋划、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明确主攻方向和突破口。　　与此同时，问题导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质量互变规律的科学运用，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就体现为目标从规模转向能级、进入能级提升的新发展阶段。目前，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实现重大目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基本框架，多个规模性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开放性和引领性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就体现为能级问题。能级的表现形式就是功能，功能是超越数量和规模，甚至高于质量和效益的特质。　　二、系统观念的方法论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整体论，要求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贯彻运用事物的普遍联系规律，用全面系统的、辩证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观念解决“五个中心”建设中各种复杂关系以及实现统筹协调发展。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全面完整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遵循。一方面，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并以此统筹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生等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持续提升上海的世界影响力。　　三、胸怀天下的方法论　　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　　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五个中心”建设坚持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最高水平的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打造浦东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临港新片区率先开展压力测试，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能级，继续建设好进博会等双向开放大平台。　　四、整体推进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对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来说，这些既是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推进实践的科学路径。为此，需要强化“四大功能”，即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四大功能”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质量导向和集成效应。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就是要立足于全球范围来高效配置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关键要素资源，全面提升上海国际经济中心能级；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就是要紧盯世界前沿技术，强化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就是要引领占据产业链高端地位，培育出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就是要深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只有强化“四大功能”，上海“五大中心”才能构筑起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实现整体性功能升级，才能当好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五、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　　加快建设上海“五个中心”是人民城市理念的集中体现。“五个中心”建设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是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的功能定位，是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抓手，目的是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要坚持把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张蓝图一绘到底。这一蓝图集中体现为三个具体要求：一是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包括经济总量的持续进位、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全面增强以及城市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等；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彰显，包括党的全面领导、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三是国际大都市魅力不断彰显，包括全球人才的近悦远来、开放优势的进一步释放以及城市环境的更加宜人等。阅读原文作者丨殷德生（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来源丨解放日报编辑丨郁思雨编审丨肖启玉

　　以实践、工程、产品中的问题为导向是实现实质性创新的根本　　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是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也鼓励下第二个“笨功夫”，这个“笨功夫”不是到处找方法，而是在实践、工程、产品中去找问题，并把它解决、实现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既要把已有的知识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有效结合，也要把创新成果和产业需求相结合。　　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创新的完成需要经历“科技研发—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阶段。高等教育处在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的枢纽位置，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作用。高等院校既是创新产出的重要源泉，也是成果转化的关键力量，是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供给方。除在基础研究过程中下“笨功夫”外，还要下第二个“笨功夫”，即在实践、工程、产品中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创新。将国家战略需求融入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是高校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具体实践，也是高等教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坚持以实践、工程、产品中的问题为导向是实现实质性创新的根本，也是检验创新成果先进性与准确性的重要衡量标准，可以有效避免“象牙塔”式的纯理论研究，使科研成果更加贴近现实需求，直接回应技术前沿和社会民生，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指出，“加快‘双一流’建设，大力加强急需领域学科专业建设，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加快破解‘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因此，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科研创新活动要走深走实，必须找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要求加强源头创新，方能为技术转化奠定基础和前提。　　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市场应用之间的脱节，往往导致科研成果无法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通过加快技术转化和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无缝衔接，将科技创新的全过程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产业的升级与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优化或探索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以及产学研合作模式，如建立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可以更好地整合国内外的创新资源，打破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壁垒，推动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提升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是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重要保障。高质量成果转化项目需要一批具有全球视野、擅长管理、熟悉相关政策法规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人才。我国的技术服务专业人才培养起步较晚，从市场发展的需求和实际现状来看，技术服务专业人才缺口仍较大。为此，要加快成立适合自身特点和研究专长的技术转化机构，培养专职从事技术转化的人才队伍，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能力。　　在“破五唯”导向的影响下，虽然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指标被纳入了职称晋升、项目申报和结项等，但其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依然偏低。在对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考核上，部分高校虽然制定了考核激励制度，但存在着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此外，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标准缺乏统一性。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涉及的机构、学科、领域众多，因而难以在同一维度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相关量化评价体系亟待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制约了技术的高效转化。为此，要探索针对高校技术转化服务人才的评价机制，围绕技术转化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分类建立评价标准，以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同时，完善延时评价标准，对重大科技成果项目在转化、生产以及进入市场后进行跟踪评价，使评价更加准确、客观、全面。此外，还要优化高校技术转化激励政策，强化政策驱动，对技术转化表现优秀的高校给予政策和资金倾斜，以提升高校开展技术转化的积极性，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阅读原文作者丨岳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来源丨中国教育报编辑丨肖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