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从“一枝独秀”到“开放雁阵”，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新征程上，有必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施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是以开放倒逼改革试验的重要标志。10年来，从“一枝独秀”到“开放雁阵”，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新征程上，有必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质升量增”
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框架已成为国内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制度模式，主要呈现以下几大特征：
一是试验性强，拥有更大的制度创新自主权，得以灵活制定政策和试点方案，进而带动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
二是金融创新突出，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改革创新等方面。
三是贸易便利化领先，包括“负面清单”模式、跨境电商政策、保税物流等。
四是政府服务水平高，包括政务服务一站式、政务服务“闸口”改革等方面。
10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数字贸易、金融开放、投资等重点领域实施制度创新，有力推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在开放合作中实现经济发展“质升量增”。
比如，数字贸易聚焦跨境电商、数字跨境流动等，致力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在跨境电商方面，发展跨境数字贸易，鼓励设立国际配送平台。在商事制度方面，采用单一窗口“一口式”办理。
又如，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形成了“1+4”体系，力促贸易便利化，提升企业创新驱动力。
再如，投资领域深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引导资本跨境自由流动。
特别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从全国范围来看，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呈现一些差异化特征。
一是自贸试验区独特试验功能定位存在差异。
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先锋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式，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
从第三批开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都包括“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湖北、陕西、海南等自贸区（港）还进一步强调了“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功能。
二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服务的国家战略有所不同。
上海自贸试验区主要围绕国家战略要求和“五个中心”建设目标等，天津自贸试验区明确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旨在把海南打造成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三是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缩减开放存在差异。
比如，海南自贸港在开放方面水平较高，“负面清单”事项减少至27项，进一步推动增值电信、教育等重点领域的扩大开放。
四是自贸试验区产业开放制度存在差异。
上海自贸试验区侧重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等领域的开放，广东自贸试验区重点在金融服务、交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科技服务等领域取得突破，天津自贸试验区重点选择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
新征程上，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重点领域制度创新，探索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一，赋予自贸试验区改革更大自主权，激发制度创新内生动力。
加大赋权强能，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探索联动，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
加强系统整体协同创新，放大制度创新赋能合力，加快释放改革发展红利。基于优势特色产业，建立健全向上争取（国家）、直接获取（省级）、自主推进（地方）的制度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实现改革创新“善作善成”。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拓展外部市场，推动重点产业领域创新。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促进核心节点城市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打通与相关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
通过创新制度性要素供给，协同提升高端重点产业的全球布局能力，形成稳链、强链、补链、延链“四位一体”生态系统，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创新服务贸易监管模式，形成与国际规则对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加快出台、推广统一的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既准入又准营”的服务贸易制度，推进服务业领域内外标准对接。
创新服务贸易监管模式，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率先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制度体系，进而向全国自贸试验区推广。
运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服务业的信息化、智能化进行改造与完善，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拓宽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
将自贸试验区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的重要平台，将加快高水平、高标准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予以实施，与现行国际标准对接，更好地促进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第四，推动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形成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
在数字贸易领域，应注重推动增值电信服务领域的开放，率先探索制定数据交易的地方性法规，深化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创新。
在金融开放领域，应进一步发展各类知识资金密集型服务业，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在投资领域，应注重推进投资深度条款的垂直深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
作者丨杨连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肖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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